【案件要旨】

本案系一起公司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废铜料的典型共同犯罪案件。核心争议在于：职务侵占的总数额如何认定？在被害单位内部管理混乱、盘亏数据存疑、缺乏有效价格鉴定的情况下，能否直接以公司单方盘点结果作为定案依据？从犯的个人责任范围应如何界定？辩护律师紧扣“证据裁判原则”，从价格鉴定结论无效、被害单位单方统计数据不具有排他性、公司管理漏洞导致盘亏原因多重等维度展开系统论证。法院最终采纳辩护意见，未采信公诉机关指控的2,322,443元，而是依据资金回流等客观证据，重新认定为至少1,539,945元，并将被告人魏某某的个人参与数额从巨额指控中剥离，认定为64.8万余元（数额较大），结合从犯、坦白、全额退赔、取得谅解等情节，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本案体现了刑事辩护中“以证据破数额、以责任定刑罚”的核心策略价值。

【经办律师】

肖响华、黄耀彬，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律师

【基本案情】

（一）涉案行为概况

被告人王某聪（仓库主任）、魏某某（仓管员）、欧某武（司机）、王某（仓管员）等人，于2022年至2024年期间，利用管理、运输公司废铜料的职务便利，通过“蚂蚁搬家”方式，将公司废铜料私自运出销售。其中，王某聪系犯意提起者和组织者，负责开具放行条及分配赃款；魏某某、王某负责将废铜料搬上货车；欧某武负责驾驶货车将废铜料运出公司并转卖。魏某某每次分得好处费约1,000-1,500元，累计获利130,800元。

（二）指控事实与证据

公诉机关指控，某基公司被王某聪等人通过上述方式侵占的废铜料共价值2,322,443元（数额巨大），魏某某获利至少130,800元。指控依据主要为：

某基公司单方制作的材料： 废铜料出入库汇总表、材料购买记录汇总表、差额统计表等。

公司内部盘点数据： 通过理论消耗与实际库存对比，推算出的盘亏数额。

公司自行询价： 废铜料单价系某基公司咨询废品收购人员后估价得出。

（三）诉讼进程

2025年2月24日：魏某某被抓获归案。

2025年2月25日：被刑事拘留。

2025年4月3日：被逮捕。

2025年7月7日：公诉机关提起公诉，指控魏某某犯职务侵占罪，数额巨大（参与总额232万余元），建议判处一年六个月至二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可适用缓刑。

2025年10月10日：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2025年12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魏某某参与数额为64.8万余元（数额较大），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不适用缓刑。

【办案手记】

一、精准锁定证据链缺口，瓦解“232万”巨额指控

辩护律师接受委托后，全面查阅卷宗，发现公诉机关指控的2,322,443元总数额存在重大证据缺陷。辩护人决定将此作为核心突破口，采取“釜底抽薪”策略。

（一）价格鉴定结论“无效”，指控基础动摇

辩护人指出，东莞市价格认定和成本监审中心出具的《东莞市价格认定结论书》已明确载明：“因价格认定标的无法满足价格认定基本条件，我单位无法作出价格结论。”这意味着，本案缺失最权威的价格依据。公诉机关采用的单价系被害单位自行向废品收购人员询价得出，该询价人员是否具备资质、询价时间是否对应案发期间、价格是否公允等均无法证实。没有合法有效的价格，所谓的总价值2,322,443元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单方统计数据不具有排他性，不能直接等同于“侵占数额”

某基公司提供的盘点表、差额统计表等，本质上是公司内部管理数据，反映的是“账面盘亏”，而非刑法意义上的“实际侵占数额”。辩护人指出：

1、管理混乱，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公司废铜料管理、出入库流程长期混乱，盘亏原因可能包括正常损耗、保管不当、盘点误差、其他未知原因等，不能将全部盘亏数额归因于本案被告人的犯罪行为。

2、缺乏直接关联性：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每一公斤的盘亏都与被告人的一次侵占行为相对应。公司单方统计不能替代司法机关对犯罪事实的调查认定。

（三）资金流向与分赃比例形成强烈反差，指控数额明显不合常理

辩护人通过比对各被告人获利情况发现逻辑矛盾：若总侵占数额高达232万余元，主犯王某聪将独占近200万元，而从犯魏某某、欧某武、王某等人合计仅分得30余万元。各从犯冒着巨大风险参与作案长达两年，却仅获得与主犯极不成比例的微薄利益，这严重违背共同犯罪的常理和分赃规律。法院对此观点予以采纳，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其他被告人（从犯）不至于冒着风险分配不对等。”

二、力证从犯地位，明确个人责任边界

在瓦解总数额指控的同时，辩护人着力论证魏某某的从犯地位及其个人应承担的责任范围：

1、地位次要： 魏某某仅为底层仓管员，无权决定废料处置，所有行为均受仓库主任王某聪指挥。

2、作用辅助： 仅参与打包、装车等体力环节，未参与销赃、定价、分配赃款等核心行为。

3、获利悬殊： 魏某某累计获利130,800元，远低于王某聪的60余万元（自认）。

4、责任限定： 根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共犯原理，从犯只对自己参与的部分负责。辩护人主张，应以魏某某实际参与期间对应的销赃款项认定其责任数额。

法院最终采纳了辩护人的核心观点，在判决书中明确：“不宜直接按照某基公司统计的损失数额认定本案职务侵占的数额”，并依据各被告人及收赃人员的款项流水等相互印证的客观证据，重新核定全案侵占数额至少为1,539,945元。同时，根据魏某某参与分赃的时间段，认定其个人参与作案的数额至少为648,525.88元（属“数额较大”，而非“数额巨大”）。

三、全力促成退赔谅解，夯实从宽情节

辩护人深知，在财产犯罪中，退赔谅解是争取从轻处罚的关键筹码。魏某某家庭经济极度困难（母亲患脑胶质瘤晚期，债台高筑），辩护人仍积极动员其家属筹措资金。最终，魏某某配偶谢某在极短时间内筹得146,967.86元，向被害单位进行了全额退赔，并取得了被害单位出具的《谅解书》。这一情节为魏某某的从轻处罚奠定了坚实基础。

【处理结果】

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经审理，全面采纳了辩护人的核心辩护意见：

1、大幅降低全案犯罪数额： 未采信公诉机关指控的2,322,443元，依据资金流水等客观证据重新认定为至少1,539,9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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