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要旨】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犯罪嫌疑人夏某作为涉案公司的普通业务员，其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共犯。经辩护律师从客观行为、主观明知、证据标准及“少捕慎诉慎押”政策等维度进行系统论证，公安机关最终采纳辩护意见，决定不呈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对其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本案对厘清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普通员工的责任边界，以及捕前辩护在侦查阶段的程序价值具有典型参考意义。

【经办律师】

肖响华、王健强律师，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

【基本案情】

（一）案发经过

夏某于2021年9月入职广东**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思必得”、“国华”等），担任普通业务员。其工作内容为：根据公司提供的网络招聘资源，电话邀约司机面试，并按照公司统一话术介绍合作模式及合同条款。若司机有签约意向，夏某将其引荐给店长，由店长负责后续合同签订、贷款办理等事宜。夏某仅领取底薪2000元及少量提成，非公司股东、高管，未参与任何出资或分红。在察觉公司运营异常后，夏某主动离职。

（二）刑事强制措施启动

2026年2月8日，夏某在广州市从化区被公安机关抓获，次日因涉嫌合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夏某家属于2026年2月12日委托肖响华、王健强律师担任其侦查阶段辩护人，介入案件。

（三）关键争议焦点

本案核心争议在于：夏某作为公司普通业务员，其前期的电话邀约、模式介绍等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共犯？核心在于能否证明其主观上“明知”公司整体运作系诈骗行为，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四）辩护目标与时限

辩护目标聚焦于在刑事拘留期间（2026年2月8日至3月8日），通过有效辩护，促使公安机关决定不呈请检察院批准逮捕，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办案手记】

接受委托后，律师团队紧扣“主观明知”和“客观行为”两大核心要件，以系统化辩护策略推进工作：

第一步：紧急会见，全面掌握案情。

介入案件次日（2月12日），肖律师即前往东莞市第二看守所会见夏某。会见持续三小时，详细了解了夏某的入职背景、岗位职责、薪资构成、工作内容、与公司其他人员的关系及到案经过。夏某明确表示其仅为普通打工者，工作完全听从店长安排，不参与核心签约环节，且在察觉公司异常后主动离职。此次会见为后续辩护策略奠定了事实基础。

第二步：法律检索与要件分析。

通过梳理《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第二十七条（从犯）及相关司法解释，肖律师明确：认定夏某构成共犯，必须证明其在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核心诈骗行为。而夏某的工作内容（邀约、介绍）属于中性的招聘宣传活动，与被害人财产损失之间缺乏直接因果关系。

第三步：主动沟通，掌握案件动态。

肖律师多次主动联系办案单位（东莞市公安局樟木头分局石新派出所），了解案件侦查进展、已收集证据种类及夏某供述的稳定性。通过沟通，律师获悉：公安机关已对同案人员许某某（车辆调度）、曲某某（金融贷款）进行讯问，但尚未查获夏某与公司管理层关于“诈骗”的沟通记录，亦无证据证明夏某曾对客户进行过超出公司话术范围的虚假承诺。

第四步：撰写并递交辩护意见书，夯实无罪基础。

基于会见及前期沟通情况，肖律师于2026年2月27日向侦查机关递交了详尽的《侦查阶段辩护意见书》。意见书从客观行为、主观故意、证据标准三个层面，系统论证了夏某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即便构成亦属从犯，情节显著轻微，并明确提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对夏某行为性质的认定存在重大疑问”的核心观点，恳请办案单位在提请逮捕前审慎审查。

第五步：提交取保候审申请，争取程序救济。

在递交辩护意见书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变更强制措施，肖律师于2026年3月4日向办案单位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书》。申请书中详细阐述了夏某地位次要、作用轻微，无社会危险性，且患有疾病存在健康隐患等理由，请求变更强制措施。

第六步：持续跟进，见证“黄金37天”成果。

提交法律文书后，肖律师持续与办案单位沟通，保持对案件动态的关注。最终，在刑事拘留期限即将届满之际，公安机关采纳了辩护人的核心意见，于2026年3月8日依法对夏某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夏某在被羁押30天后重获自由。

【处理结果】

东莞市公安局经审查认为：犯罪嫌疑人夏某涉嫌合同诈骗罪一案，因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取保候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四）项之规定，决定对夏某取保候审。夏某于2026年3月8日被释放。

【法律评析】

本案系公司类共同犯罪案件中，普通员工责任认定的典型争议案件，核心法律适用要点如下：

1. 共同犯罪主观明知的严格认定

合同诈骗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共同犯罪则要求各行为人之间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对于仅从事辅助性、事务性工作的普通员工，不能仅因其行为客观上为犯罪提供了便利，就当然推定其“明知”整个犯罪活动。本案中，夏某的工作内容（电话邀约、模式介绍）属于中性业务行为，无证据证明其与公司核心人员存在共谋，或明知公司整体运作系诈骗而积极参与，不符合共同犯罪的主观要件。

2. 刑事证明标准的严格适用

刑事定罪需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本案在案证据（夏某供述、同案指认等）仅能证明夏某在公司工作并参与部分招聘环节，但无法形成“夏某明知系诈骗且积极实施诈骗行为”的完整证据链，属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符合逮捕所需的“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法定条件。

3. 逮捕必要性的实质审查

逮捕作为最严厉的强制措施，需以“社会危险性”为必要条件。本案中，夏某系初犯、偶犯，无犯罪前科，到案后供述稳定，积极配合调查，无任何毁灭证据、串供或逃跑的现实风险。对其采取取保候审完全能够保障诉讼顺利进行，符合“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要求。

本案处理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刑法原则及“证据裁判”的刑事诉讼规则，对厘清在共同犯罪中起辅助作用的普通员工的责任边界，以及捕前辩护在侦查阶段的程序价值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成果交付】

1、《侦查阶段辩护意见书》（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出具）；

2、《取保候审申请书》（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出具）；

3、《取保候审决定书》（东莞市公安局出具）；

4《释放证明书》（东莞市第二看守所出具）。

【代理感言】

“黄金37天”是捕前辩护的关键窗口期。本案中，辩护律师通过“会见挖事实、检索定方向、沟通掌动态、文书强说理、跟进促决策”的五步法辩护策略，成功将“罪与非罪”的核心争议转化为侦查机关的审查焦点。事实证明，对于案情尚不明朗、证据尚未完备的侦查阶段，辩护人主动、专业、系统的介入，不仅能有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更能协助司法机关在第一时间作出审慎、公正的判断。作为辩护律师，我始终坚信：专业、审慎、积极的辩护，是法治精神的生动实践，也是当事人自由与尊严最坚实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