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张某，被告桂林某商贸城公司、柳州银行桂林分行。2019年9月9日，张某与商贸城公司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张某购买“五金机电城二期”一套商品房，总价657,461元，首付137,641元，余款520,000元通过银行贷款支付，交房时间为2021年10月31日前。2019年9月17日，张某与柳州银行桂林分行、商贸城公司签订《个人购房担保借款合同》，贷款520,000元。合同签订后，张某按约支付首付款及各项税费，并按月偿还贷款本息。2021年10月12日，商贸城公司单方发布通知将交房时间延期至2022年5月31日，但到期后仍未交房。2022年6月，张某发函催告后仍无果，委托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律师起诉，向灵川县人民法院提起商品房销售合同纠纷诉讼。法院经审理，判决解除商品房买卖合同及担保借款合同，商贸城公司返还各项款项合计293,024.45元、赔偿首付款利息，并向银行偿还剩余贷款本息。

原告（反诉被告）东莞市某贸易公司，被告（反诉原告）广东某数字传媒公司。2018年11月，双方续签《广告位使用场地租赁合同》，约定原告将位于东莞市城区某处的墙身及楼顶位置租赁给被告设置户外广告牌，租期十年，年租金90,000元，保证金22,500元。合同约定被告自行完成广告牌的设置申请报批工作，如乙方违约应支付200,000元违约赔偿金并没收保证金。合同履行期间，被告自2019年12月起拖欠租金。2020年4月16日，东莞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因被告未取得《户外广告设置许可证》作出《责令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限期拆除广告牌。2020年5月19日，城管部门拆除楼顶广告并通知被告补办外墙广告许可，但被告直至2021年1月17日仍未补办，外墙广告于2021年1月19日被强制拆除。原告委托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律师起诉，向东莞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租赁合同纠纷诉讼。被告反诉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返还租金及保证金、赔偿广告牌建造费用。法院认定合同有效，判决合同于2021年1月19日终止，被告支付租金82,239.84元，原告返还保证金22,500元。

原告胡某，被告吴某。胡某系吉星公司（已注销）的实际经营人，吴某于2015年与吉星公司签订《厂房租赁合同》，约定吉星公司将其承租的位于雁田怡安工业城115栋厂房转租给吴某使用。后因吴某未缴纳租金等原因，吉星公司与业主方提前终止租赁合约，相关厂房被业主收回。胡某随后以个人名义起诉吴某，要求支付厂房占有使用费172,561.50元及赔偿损失399,345.68元，合计571,907.18元。胡某委托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律师代理诉讼。法院经审理，认定案涉《厂房租赁合同》的出租方为吉星公司而非胡某个人，胡某未提交证据证明其已承继吉星公司的权利义务，原告主体不适格，裁定驳回起诉。

原告余某，被告王某。2014年8月16日，余某与王某及广州某保洁消毒用品有限公司签订《股东入股协议》，约定余某出资1,000,000元受让王某持有的该公司10%股权。余某于2014年9月28日前分五次向王某足额支付了全部款项。协议约定出让方应在协议生效后12个月内协助受让方完成股权转让的全部法律手续（包括变更登记等），否则受让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退还全部款项。然而，王某收款后一直未为余某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余某亦未实际参与公司经营决策。余某多次要求退款，王某虽口头同意但始终拖延。余某委托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律师起诉，向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王某在押期间确认了原告陈述的事实并表示同意退款。法院经审理，判决解除协议、王某返还100万元及利息。

原告王玉，被告陶芳。2019年7月，王玉与陶芳签订《委托持股协议》，约定王玉出资200,000元受让陶芳持有的倾城美人公司10%股权，由陶芳代持。王玉支付款项后成为公司隐名股东。后倾城美人公司因经营不善于2020年11月停止经营，王玉主张陶芳擅自清算解散公司、搬离设备、隐瞒劳动纠纷等，构成根本违约，起诉要求解除《委托持股协议》、返还投资款200,000元。陶芳委托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律师应诉。法院经审理，采纳被告代理律师意见，判决驳回王玉全部诉讼请求。

原告某甲公司，被告某乙公司、崔某。某甲公司与某乙公司之间存在布料买卖业务往来，某乙公司向某甲公司采购布料，双方通过某平台进行交易沟通。某乙公司尚欠2023年8月货款16,144.1元、2023年9月货款49,277.9元、2023年10月货款20,526.7元、2025年7月货款10,990.05元，以上合计96,938.75元。某甲公司多次催讨无果，委托广东高宽律师事务所律师起诉，向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提起买卖合同纠纷诉讼。某乙公司系自然人独资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崔某系该公司唯一股东。